看它1896年，莫斯科大教堂，沙皇加冕，轮奏各国国歌。
大清没有国歌，李鸿章尴尬起身，唱了首家乡庐剧。
那年他已74岁，辞别俄国后，他出使欧美，坠入一场由巨轮、火车、摩天大楼组成的幻梦。
幻梦如噩梦。穿着黄马甲的李大人，迷茫地坐在伦敦街头，如同错过班车的弃童。
十九世纪仓促收尾，二十世纪潮声如雷，蒸汽巨兽正发出粗野喘息，可东方的中国却像被埋入时间的灰烬。
李鸿章已预知这一点，三十年前，他上奏折，称东西方相遇乃“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”。
那时的东方与西方，还隔着苍茫的怒海。咆哮海波下，是科技的鸿沟和文化的对流。
海浪呼啸了大半个世纪，海两边的人对彼此都分外陌生。
1978年夏天，还叫北京电视台的央视第一次转播世界杯。
转播没有官方授权，借用国际卫星信号。
解说员宋世雄带着5个人，在香港酒店一房间内，转播了季军赛和决赛。
两场转播只覆盖了国内少量城市。
当时，中国家庭电视拥有率只有13.8%。在农村，方圆几百里都找不到一台电视。
尽管如此，海这边的人们终于看到一线别样世界。
球场上飞扬的纸片，阿根廷球员飘逸的长发，异域的鼓点和山呼海啸的呐喊声。
后来《人民日报》读书版的主编袁晞，在大院里和邻居一起看了这两场比赛。
北京正盛夏，电视上队员进场时却穿着厚棉袄。父亲告诉他，阿根廷在南半球，那里是冬天。
同年恢复高考，袁晞是考生之一。
地理试卷最后一道大题是：北京夏至时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季节？
袁晞答对这道15分的大题，而大多数考生，连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名字都读不顺。
那年六月，为引进外资，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五国。代表团20余人，只有两人出过国。
出发前，外交部礼宾司专门培训，司长提醒：欧洲到处玻璃门，小心碰头。
到了欧洲，代表团成员出入分外谨慎。结果，礼宾司司长紧张照顾别人，自己却在酒店玻璃门上撞碎眼镜。
他们在酒店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，有人怕凉，同伴询问：可以加热一下嘛？
更大震撼来自科技和管理上的差距。
在西德，年产5000万吨煤的露天煤矿，只用2000工人，而中国需要16万工人；法国戴高乐机场，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，而北京机场，半小时一架，员工手忙脚乱。
代表团归来后，在人民大会堂做汇报，从下午3点30分，讲到晚上11点15分，讲了7个多小时，听者无不动容。
代表团直言：我们大体上落后二十年，一定要迎头赶上，改变这种落后状况。
同年12月26日，一个雪夜，52名中国留学人员启程前往美国，重启隔绝近30年的学术交流。
他们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，带着褐色手提包，顺序登机。
50多人，身上总计只有50美元，装在领队兜里。
在巴黎转机时，这群黑衣人在五光十色的戴高乐机场里分外醒目。
有留学生望着机场商店发呆，最终拿起一些彩色小广告，请空姐带回国寄给家人。
巨大玻璃窗外，他们所乘飞机沉默停在航站楼前。它刚刚掠过了那片海。
首批52名留学人员归国后，有17人成为院士。
他们出发的第二年，中国派出3000名留学生奔赴世界各地，其中1500人前往美国。
不久后，国务院放宽了出国留学条件，自费留学兴起。
出版社推出了《英语900句》，央视推出了“FOLLOW ME”（跟我学）”，上海成了没有围墙的外国语大学，听外语的收音机成紧俏商品。
俞敏洪回忆，80年代，身边许多同学突然音信断绝，收到明信片，才知道他们去看外面的世界。
1985年底，出国留学生总人数达到3.8万人。其中许多人，成为中国未来科技精英和商界支柱。
纽约曼哈顿地下室内，一度住满来自中国的文艺工作者，陈凯歌、陈逸飞、顾长卫等人，都曾蜗居于此。
他们观察着西方，而许多西方人同样好奇地望向中国。
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感叹：
从1950年到1971年，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，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，旅途也更为安全、省钱。
当时，中国往返欧洲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；在北京，只有北三环边上的友谊宾馆一家为涉外酒店。
1985年前，外国人在北京活动范围，仅限于以天安门为中心方圆40华里范围，被称为“40里圈”。
外国人走在圈内，常被行人包围移动。国人从不搭讪，只是默默围观。
流传下的新闻照片中，西方女游客在故宫游玩，走廊上站满了看她的中国游客。
1985年，中国对外国人开放244个地区，40里圈不复存在。
小学生守则专门加入一条：在街上看到外国友人，不围观，不干扰，不尾随，热情大方，不卑不亢。
海两边的世界开始交错。
加拿大人大山登上了春晚；萨马兰奇成为中国的老朋友；德国人施拉普纳顶着稀疏的头发，空降国足，球迷喊他施大爷。
第一批德国彪马T恤走红北京，耐克运动短裤拥有了中国粉丝，花花公子皮包和鳄鱼皮鞋是时代标配。中国小朋友很快看上了《猫和老鼠》。
1994年，中国电影院放映了哈里森福特的《亡命天涯》。
有影迷追忆，那天从影院出来，有种迷醉的眩晕，忽然感觉世界就不一样了。
同一年，为筹备Windows 95上市，比尔盖茨以休假名义来到中国。
在中科院演讲时，他发现许多年轻人买黄牛票，趴窗户也要听他讲话，热情四射。
他敏锐地预感到浪潮。四年后，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。
1999年国庆，中国人名片上开始印e-mail地址，街上有年轻人穿印“.com”T恤。
那片海越缩越小。
当年，国际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报告。
中国人中，62%见过外国人，72%知道世界杯，44%知道芝加哥公牛，39%听说过迈克尔·乔丹；51%想出国看看。
盖洛普CEO说：“中国人正主动了解世界。”
1999年，《财富》论坛第一次在上海举办，主题为“中国：未来的五十年。”
《财富》编辑，用一句话做总结陈词。
“欲独霸世界，先逐鹿中国。”
1996年，美国人彼得·海斯勒到重庆附近的小城涪陵教书，取了中文名叫何伟。
小城只有一部电梯和一座夜总会，有五十多年没出现过外国人。
何伟在书中写下海两边人的奇妙感觉：互相怀有好奇、迷恋和恐惧。
2000年，何伟担任《纽约客》首任驻京记者时，中国开放度已迥然不同，当年外国人入境量达到1016万人次。
不再有人当街围观外国游客，写字楼内常能听见英语会议，几年后，《越狱》引发了美剧浪潮。
海两边的世界，慢慢交错重叠，已无从分割。
2005年，美国自由撰稿人萨拉做实验，尝试一年内全家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商品。
她们告别了10美元的中国网球鞋，转买60美元意大利球鞋；家具坏了不能修理，因替换配件来自中国，修理工具也不例外。
丈夫过生日，她开车跑6家杂货店都没买到非中国制造的生日蜡烛，最后只能用厨房旧蜡顶替。
一年后，萨拉把经历写成书，讲述生活疲惫，“我今后10年都不敢这么玩儿了”。
2007年，乔布斯突提需求，用不怕钥匙划的玻璃，制作第一代iPhone屏幕。
当时离iPhone上架只有数周，地球这端的某个午夜，新屏幕被紧急送至中国工厂。
工头叫醒宿舍8000名工人，30分钟后，新流水线启动，96小时后，该工厂能以日产一万多台的速度生产iPhone。
四年后，奥巴马在加州与硅谷大佬们共进晚餐，每位客人都能向总统提一个问题。
轮到乔布斯时，奥巴马反而问了一个问题：怎样才能在在美国生产iPhone？
乔布斯回答：这些工作是不会回来的。
美国的芯片、韩国的屏幕、日本的传感器……200多家世界各地供应商的零件，最后汇聚到中国，iPhone上汇聚着海两边的气息。
那片海风雨无常，但人们已明白，渡海的故事不应中断。
2019年，任正非接受采访时说：
越来越高科技的世界，越来越不可能由一个国家、一个公司完整地完成一件事情。在工业时代，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做一台完整的纺织机、一辆完整的火车、一艘完整的轮船，而信息社会，相互依存才能推动人类社会更快进步。
75岁的任正非说，只有更加开放，才有更加繁荣。
当年，李鸿章访英时，到访英国海底电缆公司。公司赠送两条一尺长大洋电缆线留念。
发报人员现场将68字电报，发送给海那边的上海轮船招商局。
25分钟后，盛宣怀回电传来。
海两边的世界轻轻相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