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篇来自此公众号远川研究所的文章,内容质量挺不错的,有深度。
1931年,武汉遭了一场大灾。
华中地区从1930年冬季开始便大雪不止,第二年春季,融雪汇集了没断过的梅雨,让江淮地区的河流水位逐渐上涨。到了7月份,长江流域更是连降20多天的暴雨,整个湖北境内江河湖泊几乎全部溃堤,而当时被称作“东方芝加哥”的武汉,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城市。
水灾在8月中旬迎来了最高峰,偌大条长江的水位比汉口的堤防还要高出了1.6米,武汉三镇淹没于水中长达3个月之久,整个汉口更是成了一片汪洋,最高处淹到了三楼。仅溺水而亡者就有2500人之多,每天因中暑、饥饿、瘟疫等次生灾害而死亡的人超过四位数。
被淹的武汉中山公园,1931年
武汉受灾后,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等媒体连篇累牍刊登赈灾启事,号召全国支援灾区。不过在政府缺乏财政能力和基层组织的年代,救灾举步维艰,南京政府只能通过贷款的方式从美国买了45万吨小麦,并强制全国公职人员捐款三个月,才为救灾筹集到了部分物资。
在熙熙攘攘的救灾前线,有一个特殊的群体,他们就是划着小船收治痢疾、霍乱患者的武汉协和医院。
三年前刚刚由仁济和普爱合并而成的武汉协和医院,在教会资金的支持下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医院之一。在水灾前期,协和大量收治灾民,但后来水位渐涨,协和的主院区被淹没,医护人员只能困守孤岛。停电加上缺水,让这所华中地区最大的医疗机构也难以为继。
幸运的是,身处绝境的协和遇到了上海国际洪灾救援会,在后者的帮助下,协和在上海租下了一条3300吨的运煤船,每月租金和维护费用高达25000美金。协和把这艘船改造成民国版“方舱医院”,专门收治水灾下的瘟疫病患。
协和租用的“罕拿摩勒号”医疗船,1931年
医疗船上除了有手术室和药房常规设备之外,床铺、被褥、床头柜等小件东西也一应俱全,为了方便救治,协和院方甚至将一间细菌实验室也搬上了大船。从投入运行到结束,一共有628名病人在医院船上得到救治,其中大多数都是“接近于赤贫的中国病人”。
89年后,新型冠状病毒侵袭江城,历经变迁、起伏和沧桑的武汉协和医院再次成了救灾的主力军之一。在两个多月的高强度压力下,武汉协和医院共收治了5200多人次的新冠肺炎患者,接诊发热患者超过2万多名,管理两家方舱医院,成为武汉市收治人次最多的医院[8]。
奋战在武汉前线的,不止有武汉协和,还有跟它齐名的武汉同济、北京协和、上海瑞金、长沙湘雅、成都华西、山东齐鲁等中国顶级医院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些常年活跃在“中国医院排行榜”前列的顶级医院们战斗在了一起,它们是中国医学水平的最高代表。
回到1931年那场大水,武汉人民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,逐渐撑过了那场劫难,而大水过后的汉口协和医院,也在原来的遗址上完成了重建。1931年的武汉洪水记忆,很快就被淹没在随之而来的民族救亡战争的硝烟中,但像协和这样的中国顶级医院的故事,才刚刚开始。
中国顶级医院的前世今生,就是一部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史。
原文链接:中国顶级医院的前世今生